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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高度近视的原因

2018-01-22 00:06:31    来源:南昌普瑞    编辑:宋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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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特约评论员 马亮

最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萧灼基教授逝世的消息引发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一位经济学家的逝世之所以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除了他曾是李克强总理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以外,更多的是对其研究取向、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的高度认可。在今天,我们纪念这样一位经济学家,到底是在纪念什么?到底是为什么而纪念?厘清这些问题,不仅对于我们认识学术研究和学者的定位和立场有重要价值,也对于我们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征程有重要意义。

昨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网站发布讣告: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于11月14日23时34分去世,享年84岁。

因为萧灼基教授在推动中国证券市场方面的巨大贡献,他被人们称为“萧股市”,同以“厉股份”著称的厉以宁教授、以“吴市场”著称的吴敬琏教授齐名。不仅如此,他非常关心民生问题,在研究中也体现民本意识,通过研究和咨政去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市场经济、农业税取消等重大社稷民生议题。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如果没有改革伊始和进程中这些学者铁肩担道义的奔走呼号,就不会有中国今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美好的未来前景。所以,像萧教授这样的学者做出的学术贡献不仅值得我们纪念,而且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显学”,经济学家也是政府咨询顾问的“座上宾”。这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主轴密不可分,也同经济学的科学化努力不无关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领域科学化程度最强的学科之一,以向自然科学或硬科学看齐为旨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大有侵入乃至殖民其他学科的势头,被人视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但是,经济学的独树一帜和经济学家的显赫地位,也在使其逐步走向异化。一些经济学家缺乏必要常识和社会关怀的不当言论,常常遭人骂甚至臭大街。不少经济学者甚至缺少起码的良知,为某些有失偏颇的政策“背书”,或者为一些利益集团“代言”,严重背离了经济学的公器定位。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但是对模型和方法的过度追求,却在使其脱离其所仰赖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土壤。以经济学为代表的许多社会科学都存在一个危险的倾向,就是越来越强调研究的严谨性,但是却忽略了研究的实践关联性或实用性。这使学者研究的结果同现实脱节,甚至远远滞后于实践。当经济学者在苦思冥想高深莫测的模型和方法时,他们同实践者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往往是实践遥遥领先于理论,而理论不得不追着实践跑。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学家同改革开放者是一个战壕的战友的话,那么当下的经济学家同全面深化改革者们则像是擦肩而过的陌路人。就像在路灯下找钥匙一样,经济学者在学科范式的僵化要求下,不得不依赖于用数据说话,却无法直面真正重要但可能缺乏数据的现实问题。

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学者们的解读和分析却往往是滞后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身处剧烈的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期间,亟需大量经济学者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贡献智慧与力量,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言献策。一方面,改革开放为经济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可供研究的鲜活问题,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学者提供了施展才能的用武之地。因此,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不应躲在书斋里做学问,而是需要走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和大街小巷,去探访企业、政府和民众面临的棘手难题,为他们排忧解难和献计献策。当然,我们呼唤“仰望天空”的纯粹思想,但在当前则更需要顶天立地和脚踏实地的实用理论。

以萧灼基教授为代表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做出的学术努力和大胆预测,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推行把脉问诊,是改革开放幕后的真正功臣之一。他们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实事求是地直面现实问题,并基于中国现实去提出解决方案,使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而成功的发展道路。他们的努力让经济学成为社会的显学,但是也让一些经济学者患上了优越、近视乃至盲目的毛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相关社会学科及其学术研究人员,可能都需要“不忘初心”并重新出发,回归学术研究的初衷,并直面社会关注的真正问题。

对于90后、00后的许多年轻人而言,改革开放初期是和他们距离遥远的一段历史,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学者们也让他们感到陌生。但是,以萧灼基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大家,却为新一代青年人树立了值得尊敬的榜样。比如,不久前对两岸四地(上海、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青年的调查就显示,许多青年人在价值观上出现迷失,往往有梦想而缺乏动力,有想法而少有远见。对于当下的青年人而言,除了追求去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者活在自己的“小时代”并追求“小确幸”以外,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有“匹夫有责”的国家担当意识。特别是在中国崛起和全球变局之关键时期,青年人需要担起更重的责任,而不是在自由主义浪潮的熏陶下迷失方向和错过坐标。

与萧灼基教授等前辈做出主要贡献的时代相比,我们今天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善。尽管科研考核体系的不合理、经济利益的种种诱惑和社会风气的不良熏染,都让经济学者和其他研究人员难以求诸本心和从善如流,但是客观条件不应是我们逃避责任的藉口。萧灼基教授的逝世,就像一面清澈透明的镜子,既照射出我们过去本来的面目,也让我们看清楚未来应该选择的道路。(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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